同济主页上有历任校长和各自的任职时间
可惜关于他们的详细的介绍却没有
一个多月来，我从网上搜集了他们的资料
趁同济建校101周年之际在本版贴出
（独缺第二任德籍校长福沙伯的资料，哪位朋友有其资料，欢迎不吝赐教）
我想对校史感兴趣的朋友们
应该能从中读到感兴趣的内容
内容不是很全，也难免其中有纰漏
欢迎各位PM指正。

[ 本帖最后由 tjWesthood 于 2008-5-11 17:09 编辑 ]

1.埃里希·宝隆(Paulun Erich) 1907─1909



        
宝隆，全名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1862年3月4日出生于德国舍彭施德特，1909年3月5日逝世于上海），是一位德国医生，他在上海建立了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即今天同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前身）。

宝隆父母早逝，中学毕业后参加海军学校学医，毕业后1891年随军赴上海。他对上海当时的医疗条件之差感到非常震惊，因此既退伍在上海行医。在行医过程中他又感受到他所获得的军医教育非常片面，不足以满足一个医生的要求，因此此后他又回德国再次深造两年，1893年重返上海，并在德国领事馆附近设立了一个诊所。

1899年宝隆在德国领事馆的支持下对中国官员施加压力，在今凤阳路获得了一块地基建立医院，医院的医疗设施是八国联军的伤兵医院留下来的老器械。以“同舟共济”为名，医院定名为同济医院（同时同济也与Deutsch，“德国的”的发音相似）。宝隆任同济医院的院长。同济医院一开始对中国人不收诊费，但药价非常高，每天只有十来个人看病。整个医院的经营主要靠中国政府每年拨给500两白银来支持。后来获得德国政府及民间捐助（德国政府出50万马克，德国民间筹募获得60万马克，加上中国当地富豪等的捐赠）得以改建医院房屋，医院里设置了12个病房，医院的名声也不断扩大。

医院建立后宝隆开始筹备建立一个培养中国医生的医学院。他的主意获得了德国驻上海的外交官的支持。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在中国促进德国文化工作委员会”，1906年建立了一个建立医学院的基金会，从德国获得25万马克的资金和7万马克的书籍捐赠。1907年上海德文医学堂开办，1908年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就是后来的同济大学。

宝隆病逝后，同济医院被改名为宝隆医院来纪念他,后来逐渐发展成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1955年随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武汉，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003年6月16日，同济医学院为宝隆建起了半身铜像，同时在附属同济医院门诊楼前塑全身铜像，以此纪念其作为同济医学的创始者。

2004年9月，德中医学会设立宝隆奖章，以表彰那些为促进德中两国医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裘法祖和裘罗懿成为第一届获得者。

[ 本帖最后由 tjWesthood 于 2008-5-24 15:27 编辑 ]

2.福沙伯 1909—1917



（暂缺）

[ 本帖最后由 tjWesthood 于 2008-5-11 17:10 编辑 ]

3.贝伦子（Berrens, Bernhard）1912—1919 ； 1921—1927



        贝伦子1880年9月19日出生。1899年进入汉诺威大学机械系学习，获工程硕士学位。此后，贝伦子在杜塞尔多夫的大型机床制造厂、波恩农业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工作和任教，1908年转到科隆国立联合机械学校任首席教师。贝伦子在科隆工作期间认识了普鲁士职业教育的创建者之一、政府枢密顾问龙贝格。德国方面决定在中国筹建工科学校后，普鲁士工商部委托龙贝格物色合适人选到中国实施此项工作。1911年在龙贝格的推荐下，贝伦子接受委托负责在上海建立工科学校具体事宜。

        在来中国之前，贝伦子与有关团体一起为工科学校募集了一批实验室和实习工厂所需的仪器设备。1912年4月贝伦子到上海主持学校开办工作，同时兼任德国工程师中国联合会主席。贝伦子认为创办学校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了解德国的中国工程师，“使德国人的观念在技术领域里渗入到中国人的才智中，为接受我们的工业产品创造条件”。6月12日学校开学，首批招收机电班学生6名，其中包括朱家骅、黄伯樵、舒震东。医科和工科两校结合为“同济医工学堂”，学校继续由中德双方人士组成的校董事会领导。
   
        1915年贝伦子被德国政府授予教授称号。1919年一次大战结束后贝伦子被作为敌侨遣送回国，先后在奥彭恩和波茨坦任公立及技术学校的督学。
   
        1920年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在吴淞的新校舍开始动工兴建，在德国访问的校长阮尚介和贝伦子一起与德国远东协会商谈，后者决定以价值400万马克的机器、设备及仪器等支持工科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1921年贝伦子再度来上海。3月29日，远东协会与同济校董会正式签订《德国远东协会与同济工科学校协定》，贝伦子除担任工科教务长之外，还兼任远东协会常任全权代表。为提高同济工科的地位，11月贝伦子致信普鲁士教育部，要求承认同济工科毕业生的学历至少相当于通过普鲁士工业大学的硕士前期考试。
   
        1923年8月30日，德国总理古斯塔夫?冯?施特莱斯曼专门致信贝伦子，祝贺同济工科新校舍即将落成。1925年5月18日，在同济吴淞新校舍举行落成典礼时贝伦子被授予但泽工业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1927年 春夏之际同济大学发生领导危机，贝伦子和一些同济教师和学生请求朱家骅出任校长。朱家骅非常重视同济大学继续维持的问题，并希望贝伦子有可能来广州和他商谈校务。但贝伦子因健康原因已无法作长途旅行，他多年来患有肠出血症，曾多次复发。医生诊断认为，贝伦子的病因是十二指肠溃疡，建议进行手术治疗。10月29日，手术在宝隆医院进行，术后第二天贝伦子的体温开始持续升高，10月31日凌晨因心力衰竭去世。

[ 本帖最后由 tjWesthood 于 2008-5-11 16:39 编辑 ]

[ 本帖最后由 tjWesthood 于 2008-5-11 17:11 编辑 ]

4. 沈恩孚 1917—1923



        沈恩孚(1864 —1944)，江苏吴县人。书法家。寄居嘉定。字信卿、心謦，号梧、渐盦、若婴，晚号若婴老人，别署化謦，室名浙学庐，影射名孙孙卿。早年就读于上海龙门书院，后执教于宝山县学堂。光绪二十年中举。1904年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任龙门师范学堂监督，主张变法维新。武昌起义后入江苏都督府，任副民政长，旋任江苏省公署秘书长。1913年“二次革命”后弃政从教。1917年参与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筹创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创办鸿英图书馆。又任上海市议会议长。抗战期间寓居上海闭门读书。1917—1923年任同济大学校长，创办鸿英图书馆，任馆长，1949年4月病逝上海于任上。

   

上图为1946年8月19日沈恩孚关于要求召开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事致钱新之函。

[ 本帖最后由 tjWesthood 于 2008-5-11 17:20 编辑 ]

[ 本帖最后由 tjWesthood 于 2008-5-11 17:21 编辑 ]

5. 袁希涛 1923—1927



       袁希涛（1866－1930）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城厢人。字观澜，又名鹤龄。清光绪举人。清末民初教育家。以诸生肄业上海龙门书院。1897 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任沪广方言馆教习。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和同乡潘鸿鼎一起创办县学堂、蒙学堂，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创宝山县学堂，次年倡改上海龙门师范学堂，并赴日考察。光绪三十年，又在杨行、吴淞 、彭浦各办一所学堂。在他担任宝山县学务公所总理的三年之间，增设四乡小学 20 多所。 1905 年上海龙门师范学堂创立，任校长，并筹设复旦公学、太仓州中学，历任以上各校教员、监督，兼江苏学务处议绅。辛亥革命后，与黄炎培一起参与江苏省教育设施 事宜。 1909 年应直隶提学使蔡儒楷聘，任学署总务科长兼图书科长。 1912 年（民国元年），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约，赴北京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主张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并赴各省视察。后改任教学部视学，1914年（民国3年）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 1917年以次长代理部务。1919 年代理教育总长，不久辞职。前后7年，亲自整理制订教育制度，法令课程，又草订全国义务教育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袁组织 “ 欧美教育参观团 ” ，出洋考察。在美国参观了20多个洲，又转赴欧洲，考察了10多个国家。袁倾心于办义务教育，对这方面的考察，记载尤详。这次欧美考察历时一年，回国后整理出数十万字的著述，内容丰富、广博。 1923年回国后被选为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袁在江苏组织 “ 义务教育期成会 ” ，联合各省共同探讨、推广，并倡设乡村师范作为推行义务教育的基础。在他兼任江苏省学务处议绅时，创立了宝山绘丈学堂，并积极参与筹办复旦公学（现复旦大学）于吴淞，担任复旦公学第一任教务长。后又筹商将德人创办的同济医工学堂（现同济大学）收回自办，迁校于吴淞。晚年在人文社编审史料，于民国19年8月29日病逝。
         袁希涛创办了绘丈学学堂，实行清丈，使宝山成为当年全国各县土地清丈的先行者。袁对宝山的交通、农业、修理海塘、编纂《宝山县再续志》等都热心参与，竭尽全力。逝世后，宝山人民为纪念他，在城西辟地建观澜墓，立纪念碑，并铸铜像置于宝山淞阳小学内，还办了观澜中学。
        著作：《义务教育商榷》《新学制与各国学制比较》《欧美各国教育考察记》《游五台山记》

[ 本帖最后由 tjWesthood 于 2008-5-11 16:41 编辑 ]

附：
我的外祖父袁希涛 汪安琦

       在我的印象中，外祖父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个子高大，鬍子很长。穿着有点发黄的粗布白挂子。常见他从外面回来时，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小时候妈妈带我到外公外婆家去玩。他们住在上海租界的弄堂里，我家住在苏州，要坐火车去的。外公的藏书很多，记得他的书房两壁是用书箱搭成的。有一次我到他书房去，他给我两本书，说：“这是小朋友们看的书，很好看的。”书中讲，冬天很冷，一个老奶奶在外面扫树叶，冻得发抖。使我幼小的心里，对穷人发生同情。这是陶行知晓庄师范编的书。

       外祖父袁希涛字观瀾，上海宝山人，生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卒于1930年(民国19年)。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贡献是很大的。
光绪23年在他32岁时，考中了举人，到上海广方言馆任汉文教习。他精研新学，意识到教育为治国之本，就到家乡宝山，创办了宝山县学堂，宝山原是江苏省的一个县。又和上海龙门书院的同人们倡议改办师范学校。他到日本考察，回国后，任龙门师范学校校长。光绪31年他辅助马相伯先生筹建复旦学院，为了筹设复旦学院，累积负债六千余两，无人承担，都由他逐年偿还。听姨母说那几年家中生活很艰苦，家务事都由外祖母操持。在他的筹划下，宝山各镇设立了小学30余所，又创办了太仓中学，组织成立江苏学务总会。光绪34年应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先生之召，任直隶学务公所科长，到河北各地视察学校。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元年，教育总长蔡元培招他到北京，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任职期间赴江苏、湖北、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各省筹设高等师范学校，并视察了上海、苏州、无锡三处学校。民国三年，引病辞职回南，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组织了南京高等师范。民国四年张一麐招他赴北京，简任为教育次长。民国五年范源濂任总长。民国六年，范总长请假，他奉令任代理总长。北京大学风潮，校长虚位，他呈请政府请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帮助蔡先生提倡文化事业，草定义务教育计划。民国七年，傅增湘任总长。那年他到东北去说服张作霖出资、拨地，筹设东北大学。他建议由国家培养美术人才，蔡元培推荐徐悲鸿。外祖父送徐悲鸿公费赴法国深造。民国八年（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国对德宣战，他主持收同济大学为国立，在吴淞建校。五四运动，傅总长辞职，外祖父暂代部 务。爱国学生被警方拘留22人，由外祖父出面保出。6月他辞职，赴五台山。他本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0月辞去图书馆馆长，南下，住嘉兴。因舅舅在嘉兴与 舅母葛敬璇女士结婚。

        1979年我到美国去见到舅舅，他告诉我，当年五四运动，外公同情学生，辞职去五台山，当局对他怀疑，派暗探跟踪，家中前后门都有暗探。舅舅不得已，只好到嘉兴去结婚。

         民国八年（1919年）11月外祖父与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欧美教育考察团出国考察。他先在美国考察了20余州，又到欧洲考察了11国。费了一年时间。民国 10年回国，到上海和黄炎培先生一起在江苏省教育会工作。处理了曁南大学办商科事，找各方面人士商谈东南大学经费问题，讨论对付南洋英属地取缔华侨设学校事，并到各地讲演欧美教育情况。那时军阀专政，教育经费无着落，学校发不出工资，北京大学等校都停课。教育总长因经费无着落而辞职，国立各校教员提出总辞职，政教界有志之士都相继出京。

        考察欧美后，外祖父特别倾心于义务教育，他到各处演讲宣传。民国10年7月义务教育期成会在江苏成立，推外公为会长，黄炎培为副会长。他们访问了江苏省王 省长商谈义务教育筹歀办法，因事势牵制未成。民国10年、12年他和黄炎培先生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出席了在广州和云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军阀混战，外祖父隐退在上海居住，但仍任江苏省教育会和江苏省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为江苏省的教育事业操劳。他奔走各地演讲，大声疾呼提倡义务教育。他还和黄炎培、沈信卿两先生一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他虽患足疾仍步行数十里到乡间办乡村师范和小学，作为义务教育的基地。
        外祖父倾家荡产，辅助马相伯先生创办复旦学院。在教育部先后七年，他对新的教育制度、法令的制定、课程设置等无不亲自动手参与。在部期间改各省高等师范为国立，并悉心规划、筹设。他到东北劝张作霖办了东北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国对德宣战，他主持收同济大学为国立。他促成了庚子赔款兴学。他请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送徐悲鸿公费到法国留学。五四远动后，他到欧美考察教育，回国后提倡义务教育，不遗余力。

       外祖父爱好旅游，考察之余，遍游我国名山大川，曽自己画了许多地图，也写了一些游记。他还写了“欧美教育考察笔记”。可惜几经战乱都丢失了。民国16年游 黄山，他看见黄山风光绝胜，但山路崎岖，回上海后募款修建天都峰山径，他自己也倾囊捐助。曾写“黄山修路记”，可惜也丢失了。外祖父自奉很俭，外出考察或 游山常步行，常自带干粮或沿路买烘山芋充饥。他对人非常慷慨、宽厚。亲友有困难的，无不接济、帮助。尤其愿意帮助青年求学。对公益事业十分关心，常倾囊捐助。

        有一次我见到一位长辈友人，她说：“你的外祖父只有一套衣服！”我听了有点莫名其妙。原来是这样，有一天一个骗子到家跟外祖母说：“今天有人请老爷证婚， 叫我回家拿一套好点的衣服给他换上。”外祖母说：“他那里还有衣服，不就那么一套，今天已经穿了出去了！”那个骗子听了就一溜烟地跑了。
        晚年，外祖父经济很困难，经常在灯下编书、写作以自给。闲暇时博览群书，钻研学问。仍常步行下乡劝学，一直到他患病逝世。正如黄炎培先生所作象赞说：“谋己不工，谋人则忠，其识通，其抱冲，其建于群也丰，吁不得于一国而一省而一里一井，苟死而教育成也。先生其瞑。”

       外祖父倾心于义务教育事业，谋于一国不成，而一省一乡。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的志愿不能完成。只有到了今日，全国解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繁荣昌盛，国富民强，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制”。现在教育普及，大学林立，可以告慰于外祖父了。

（作者汪安琦女士江苏苏州人，生于1922年10月5日，卒于2003年12月20日22时。于1946年至美国留学。1947年得到威尔斯莱女子大学的硕士学位。1948年和杨纪珂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斯市结婚。两个女儿杨周美，杨周亚于1949年与1950年相继出世。1955年底，全家返回祖国。儿子杨周容于1956年在北京出生。汪安琦女士回国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和遗传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6.阮尚介1917—1927



        阮尚介（1890－1960）字介藩，江苏奉贤人，曾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工科，并娶柏林富绅之女黛丝为妻，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后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造船系毕业，“三·一七”事件之后，由华人组成的校董会成了学校最高领导机构。1917年3月26日校董会公推，并经教育部同意，聘请27岁的阮尚介担任校长。上任前任教于北京大学，1924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阮校长虽然是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但他十分注重将全球学界的最新成果向学生介绍并引导学生去学习研究。其教育宗旨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医工专门人才”。由此同济的 学术空气逐步形成。在阮校长的支持下。同济先后创办了《自觉周报》、《同济杂志》、《同济医学》月刊等学术刊物。

　　阮校长还具体指导《同济杂志》从1921年7月1日创刊号开始，连续三期开辟了“相对论研究”专栏，介绍和评述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理论，这在国 内是领风气之先的。1922年10月7日，爱因斯坦从法国马赛出发开始了他的亚洲之行，11月9日抵达香港，然后沿着海岸线到上海。同济学生得知消息后， 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来到汇山码头，热烈欢迎他来上海访问。
爱因斯坦来到上海，引发了相对论热，一些期刊相继推出专号。其中《少年中国》1922年2月就出版了“相对论号”，文章就是同济毕业生魏时珍、 王光祁撰写的。那时他们都在德国留学，并与也是从同济毕业的留学生宗白华等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德文化研究会”。魏时珍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以哥廷根大学 学生的身份向爱因斯坦索取照片，爱因斯坦将照片夹在信里说：“你们要出相对论号，我对于这件事，非常喜欢。”也正是在上海，爱因斯坦获悉自己荣获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使他更加高兴。
1927年，因不准同济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而遭学生驱逐。1931年调任上海市兵工厂厂长、技师，并为浦东同乡会委员、征求队第六队副队长。后又调兵工署、军委军械局任要职。抗战时期曾任伪职。解放前夕。任龙烟铁矿主管。解放后，为中国人民大学德语教员。曾为南社社员，1960年去世。

[ 本帖最后由 tjWesthood 于 2008-5-11 16:42 编辑 ]

7. 张仲苏 1927—1929



        张仲苏（早年名叫张谨）1905年由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选派，同顾孟余等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律。1913年学成回国，曾任京师学务局局长、河北省教育厅长、河北大学校长，1927年8月29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身为河北省教育厅长的张仲苏任同济大学校长。9月1月，张仲苏到校就职，他是同济大学称为国立的第一任校长，1929年3月张仲苏因健康原因辞职。

[ 本帖最后由 tjWesthood 于 2008-5-11 16:42 编辑 ]

8. 张群1929.3—1929.6



    张群（1889.5.8——1991.12.14），字岳军，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生于四川省华阳县。父张汉霞，字星亭，母姚氏。张群幼年曾在家乡念私塾，学的是一些儒家典籍。后其父升官，全家迁至成都，张群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知识、新思想，阅读了一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刊物。
       1906年，张群决意投笔从戎，他携带其父给的60块银元作为旅费，北上参加保定陆军学校的考试，并被录取。在校一年多，旋于1908年考取赴日留学生，进入日本军部办的一所陆军士官学校——振武学校学习。此时，张群与同在该校学习的蒋介石相识。据张群后来回忆，“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在东京，张群与蒋介石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完成了振武学校预备课程后，张群与蒋介石到日本新潟高田的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在日本各见习营的中国士官生纷纷离开日本回国。张群与蒋介石偷渡回上海，立即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起义成功后，于11月4日组成了都督府，陈其美被推举为都督，黄郛为参谋长，张群任军务处军械科长。后张群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任团参谋，团长为蒋介石。1912年春，张群升任营长。这一时期，张群与蒋介石、黄郛关系甚密，并结拜为兄弟。

1912年10月，张群在上海与马育英结婚。马与张群同岁，江苏昆山人，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两人生有二子二女，长女幼时夭折，存二子一女，长子名继正，次子名继忠，次女名亚兰。

辛亥革命后，张群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希望到国外去留学，继续读书深造。在北京政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支持下，张群在婚后不久携夫人北上天津，准备由陆路前往英国。但是，此时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这对袁世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打压国民党，袁世凯派出杀手南下，准备刺杀国民党要人。在天津的黄郛得知这一情况，担心在上海的陈其美的安全，遂遣张群于3月初由天津前往上海报告。之后，张群转往南京，准备搭乘津浦铁路返回天津时，听到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于3月20日在上海车站遇刺的消息。

     宋教仁遇刺身亡，使国内舆论大哗。孙中山由日本返国，认为“非去袁不可”，力主兴师讨袁。“二次革命” 于7月发动。张群在陈其美催促下，放弃去英国的计划返回上海，参加“二次革命”，任上海讨袁军副团长（总司令是陈其美，团长是蒋介石）。不久，“二次革命 ”失败，袁世凯大肆搜捕国民党人，张群携夫人和其他国民党人亡命日本。这时，恰巧日本政府宣布保留辛亥年在日本联队的士官生的学籍，张群于1914年再度 入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翌年毕业。因为国内袁世凯正阴谋复辟帝制，回国不大可能，加上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迫使袁世凯接受，使中国人在日本生活有不安全感，所以张群应友人之邀，到南洋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爪哇，在首府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独立后改名为雅加达Jakarta）的中华学校教书，暂避风头。

        1915年12月，袁世凯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反袁，发动护国运动。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起义讨袁。张群此时响应护国运动，从爪哇回国，投身反袁，曾任国民党浙军参谋官。

        1917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通过“西原借款”等善后大借款，大肆出卖主权，遭到国人谴责。张群积极参与反对段祺瑞借款的活动。他代表上海的两家报社《中华新报》和《民国日报》，参加上海新闻记者访日团到日本，进行反对借款的活动。张群凭借曾在日本军校读过书、与日本军方人士有过接触的条件，与当时的日本参谋部次官、中将田中义一进 行了交谈。张群问田中，日本为什么要帮助段祺瑞？田中回答说，北京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段祺瑞是中央政府的总理，因为“中日亲善”，段现在没有钱，没 有力量，而中国要参加欧战，必须增强实力，所以要支持他，借款给他。张群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不是看错人吗！中国和日本不一样。中国军阀的派系多，互相混战，如果这一派的势力增强了，使他有了凭借，正足以挑起他的野心，引起更多的内战，使中国内战不休，更贫更弱，这哪里算是帮助中国呢？①张群与田中的谈话不欢而散。西原借款最终签订。张群回国后在《中华新报》上发表文章《中日亲善的疑云》，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 任陆海军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作为国民党员的张群到广州在大元帅府任参军。翌年4月，在政学会的策划下，桂滇军阀操纵国会非常会议，改大元帅首领制为总裁会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并愤而辞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张群则继续留在广州，于8月间被任命为军政府政务厅的副官长。1920年，受命前去四川，调解 四川督军熊克武和省长杨庶堪的不和，后留下任四川警务处长兼成都警察厅长。1921年，西南军阀纠纷再起，张群调处失败，遂离川赴上海闲居一年有余。1924年初，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写信叫张群前去广东，他借故推托。这时期，张群的好友黄郛深得北洋政府徐世昌的信任，于是张群前往北京和黄郛在北洋政府中共事。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由于黄郛的关系，张群投身冯玉祥的国民军，来到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那 里。不久，任河南警务处长兼警备司令以及开封警察厅长。这段时间，张群和在广东的蒋介石经常保持联系。1925年，应蒋介石之约，张群离开河南到广东参加 北伐，从此开始与蒋共事，成为蒋的一位重要谋臣。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张群成为南昌司令部的总参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张群在上海积极协助蒋。他和新任上海市长黄郛密切合作，通过政治交易为蒋介石获取工商界的支持。8月13 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不久到日本考察军事和外交，张群作为翻译官陪同前往。蒋在日本会见了田中义一等政界军界要人。田中在言谈中表露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意。1928年1月，蒋介石通电宣告复职。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集国民党军政大权于一身，继续进行北伐。张群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兼陆军部政务次长、上海兵工厂厂长和同济大学校长。
    北伐军进军山东，触及日本在山东的利益。为避免出现直接的冲突，张群负命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5月4日，张群抵达东京时，才知道在前一天发生了济南惨案，日军肆意屠杀中国军民。5月5日，张群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纷争。稍后，日方决定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作为谈判代表前往济南。张群迅即回国，13日抵上海。蒋介石决定张群作为中方代表与松井交涉，所采取的方针是“尽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统一为第一要务”。张群与松井在济南南边的党家庄会谈，几番交涉，无有进展。日军仍驻留济南，国民党军妥协退让，绕道北上。

        1928年6月，北伐结束。此后，张群再次衔命赴日。他在与田中义一会见时表示，蒋介石即将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希望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对中国的统一事业不加阻难。12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实现表面上的统一。次年3月，张群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接替黄郛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至1931年。任内，在上海市区设施建设上有所建树。这期间，在国民党军阀大混战中，张群始终协助蒋介石对付各路反蒋势力，以巩固其地位。1930年5月爆 发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联手反蒋，蒋地位危急。而张学良坐镇东北，静观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派张群和吴铁城前往东北，游说张学良。张决意倒向蒋，9月18日，发出拥蒋通电，随即派兵入关。蒋介石最终在中原大战中取胜，进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占领了东三省。 全国人民群情激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在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张群此时赞成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中国正处于贫弱和内战的境地，无力单独抗击日本。张群的言行引起上海抗日救国团体的不满，指责张群是亲日派，因此，他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是年冬，张群到武汉，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武汉行营政治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
    日寇侵占东三省后，又把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初，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承德，并向长城各 口进犯，平津危急。国民党政府一心“剿共”，对日寇的进攻采取妥协的政策。5月3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张群为协助黄郛，与之一同前往北平。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达成《停战案概要备忘录》。5月31日，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指派熊斌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从1933年中到1935年底，张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期间 为稳定华中，他在湖北推行了以下几项工作：赈灾、调整税率、促进地方工业、平衡财政收支、提高行政效率、选拔县长、召集省参议会等。

        1935年11月12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此时国难日重，国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高涨。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对外关系演 讲，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 之目的”。这表明国民党的对日外交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大会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2月16日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从此至1937年12月25日，张群任外交部长职一年两个月又十天。

    张群此时担任外交部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利用他与日本的渊源，“希望透过各种公私的关系，来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局势，使政府能有力量先把国内的问题料理清楚，这也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就任的第三天，张群就外交方针发表谈话，指出：“中日两国处于今日之情势，若不谋国交之彻底调整，不独为两国本身之不 利，即东亚和 平，亦将受其影响。故本人受任以来，即具有充分决心，主张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所谓调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时言非为目前之苟 安，而为双方万世子孙谋永久之共同生存。”张群表示：“深望双方负责当局，就大处远处着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树立善意的谅解，祛除敌意的祸根，尤须相互明了其立场与困难，迅速经由正当途径，开诚协议。”本着这一方针，张群一改前任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主动与日方谈判，以求中日关系的全面 调整。在任期间，张群先后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进行谈判，采取强硬态度，竭力与日方周旋。

    中日外交谈判首先涉及的一是华北问题，二是如何看待“广田三原则”问题。1935年12月20日，张群与有吉进行第一次会谈。张群表示，“愿以最大努力， 经由外交途径采用正常办法，商谈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同时提醒对方特别注意，“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日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有吉提 出要国民政府授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 就地解决中日问题之全权”，张群当即拒绝。关于“广田三原则”，有吉表示，蒋介石已于上月20日表示无条件的赞同，问张群意见如何。张群答道：“蒋委员长 之言赞成，系赞成三原则之商讨；无对案者，系因三原则无具体意见，无从提出对案，绝非无条件的赞成三原则，乃希望贵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以便商讨之意。” 此后，张群又特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否认所谓蒋介石无条件赞成三原则的说法。

      1936年2月7日，日本召回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从3月16至19日，张群与有田在南京举行4次会谈。16日第一次会谈历时三小时。张群主张从东北问题谈起，有田谓尚非其时。张群又称至少须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的状态。这次会谈没有结果。17日的第二次会谈，有田提出“广田三原则”，张群表示不赞同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并声明整个的立场和见解。18日的会谈，有田说明了日本的立场和见解。19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后发 表共同声明，谓双方见解未能全部一致。张群与有田4次会谈虽无结果，但气氛改善了许多。中日间的紧张情势，也较前有所缓和。据张群的外交报告称：“经此四 次谈话之后，形式上虽无结果可言，而有田对于我方实际情形，确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当他回国就任外相之后在议会演说外交方针，已一改从前的口吻，对广田三原则，亦有不拘泥形式之说，对华北地方问题所持态度，也和以前不同。”有田在华任期不足一个月，3月24日广田内阁组成，有田任外相。随后，日本任命其驻 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6月下旬川越来华。
    在有田离华、川越尚未到任期间，日本加强在华北的驻军，日军在天津人数由2000多人骤增至8000多人。北平已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几经交 涉，均无结果。之后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在此背景下，张群与川越于9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谈，至12月3日共会谈8次。第一次会谈开始，张群主张先谈 蓉案（成都事件），不与调整问题混为一谈。但川越认为蓉案不难解决，若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始可商谈蓉案。日方遂提出如下要求：允许日本在长江驻兵；修改教科书，删除排日思想；华北五省自治；中日经济交流。张群予以拒绝。然而，日本并不罢休，9月23日在第三次会谈中，川越又强硬地提出极苛刻的7项要求：（1）取缔排日问题；（2）华北问题；（3）共同防共问题；（4）减低入口税问题；（5）上海至福冈间通航问题； （6）聘用日籍顾问问题；（7）取缔朝鲜人问题。张群在与蒋介石商议后，断然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并逐项予以批驳。此后，张群与川越竭力周旋，谈判几濒破裂。11月绥远战事发生，谈判停止。
    张群与日方谈判坚持强硬态度，改变了以往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这在国民党政府对外交往中是罕见的。张群为抵制日本侵略所作的外交努力应予肯定。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群被攻击为亲日派。1937年2月25日，张群向蒋介石提出辞呈。3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王宠惠继任外交部长，张群改任中政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开始后，张群于8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2月，日军进攻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张群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行政院于1938年1月进行改组，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同月，四川省主席刘湘去世，国民政府准备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因四川军阀反对未果。1939年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张群任秘书长。1940年11月，接任四川省主席兼成都行辕主任，直至抗战胜利，为民国时期任四川省主席时间最长者。

      1945年8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张群与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和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了谈判。经过40天会谈，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张群在协定上签了字。12月底，国民党接受中共就无条件停止内战举行商谈的提议，派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商谈，翌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张群又与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向各自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
     根据停战协议，1月7日正式组成三人小组，张群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参加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 10日，张群与周恩来又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张群为国民党 8名代表之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均遭践踏。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国内战开始。此时，张群为医治耳后肿瘤赴美国诊治。在美期间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接触。回国途中在日本停留三日。

        1947年4月，国民党在召集“制宪国大”后改组政府，18日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名单，张群任行政院长。在任期间，张群政治上积极贯彻蒋介石“ 戡乱建国”方针，网罗一些小党派推行所谓民主政治。经济上实行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整理税则和鼓励生产等措施。进入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 上展开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 为挽救危机，欺骗世人，国民党于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行宪国大”，中心议题是选举正副总统。会间，蒋介石表示无意竞选总统，实则嫌总统权力受到限制。张群明了蒋的用意，遂串联各方人士提出一项“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并得到国民党中常会的通过。由此，蒋介石接受提名并当选总统。5月，张群 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改任总统府资政。

        1948年8月21日至9月13日，张群携夫人赴日访问。其间在东京与麦克阿瑟进 行了4次会晤，内容涉及战后日本政治走向、东亚局势和中国内战的形势等。张群还走访日本各主要城市，与日本各界首要人物见面，大致了解了战后日本的基本情况。回国后，他在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日本观感》的讲话，介绍了战后日本的情况。他表示：“日本大多数人民业已在战争经验中觉悟到好战精神的无效，日本人民 业已在占领时期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中央权力业已分散削弱，全能政治无从再度抬头。”“我们应该抛弃消极的无益的猜疑恐惧和批评指摘。我们应该对日本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积极的对日政策。”
     从日本回国后，张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已日薄西山。 在国共和谈之前，张群曾被提名为和谈代表，但因中国共产党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包括张群在内，故未能成为和谈代表。1949年春，张群飞赴重庆，任重庆绥靖公 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策划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以挽危局。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8日张群携蒋命飞赴昆明，劝说云南省主席卢汉反共到底。当晚，卢汉将张群等人扣下，并于次日发表通电起义。10日，蒋介石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此时国民党飞机在昆明上空盘旋，要求卢汉释放张群等人。11日，张群获释并乘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赴香港，中途遇雨转飞越南海防，而后抵达香港。21日乘船到台湾。
     张群到台湾后，蒋介石委以“总统府”资政。1950年初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同年又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翌年兼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张群还被推为国民党中央直属党部第一小组组长。
    由于张群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他继续充当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顾问，并多次访问日本。1952年8月，张群在台湾主持成立所谓“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之后赴日访 问，洽商台湾与日本的合作问题。1954年5月，蒋介石任命张群为“总统府”秘书长，协助蒋处理台湾内外事务。9月，张群访日，与日本商谈开发基金计划， 并与日本首相岸信介发表联合声明。1963年5月和1964年8月，张群又两次访日，鼓吹“中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他与日本的极右势力联系紧密，极力拉拢日本政界人士，如岸信介、吉田茂等人，以改善和加强日台关系，阻挠日本与新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64年8月，他还访问了韩国与当时的总统朴正熙举行了会谈。汉城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5年12月，张群作为“特使”赴梵蒂冈，出席天主教教廷大公会议闭幕典礼。之后，又访问欧、亚14国，27个城市，为台湾在国际上争取生存空间而积极活动。

        1972年5月，张群向蒋介石提出依例自退，蒋仍命其为“总统府”资政。1974年7月6日，张群妻马育英因心脏病不治在台北去世，终年86岁。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张群表示“痛苦的心情，是不能以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1979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在台北授予张群中山奖章，蒋经国宣读功绩词并亲自为张群佩戴中山奖章。

    张群晚年精神矍铄，擅长养生之道，其所著《谈修养》一书，在台湾印行了9版。该书有养身、养心、养量、养气等章。

    张群一生与日本有很深的瓜葛。晚年他著有《我与日本七十年》一书，全面详尽地叙述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日本交往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90年12月14日上午，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1岁。张群去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于15日发去唁电，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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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庶华  1929—1932




        胡庶华（1939.11.28～1941.2.14）湖南省攸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