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文化批评界，曾念长算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位，他不仅具有文化新锐的文风犀利，思维独特，又有耄耋学者的文笔老辣，挥洒自如，以致于屡屡被误认为“曾老前辈”，可实际上，他才三十岁，如果单从外表上看的话，恐怕这个数目还得再减去三分之一。因此，当文本上对他久为熟悉的人在现实中看到他时，会大为惊叹，这就是曾念长先生吗？为什么他没有胡子。作为写字上的朋友，早在大学时代，我就和他相契，那时，他是个干瘦的文学青年，八年后，我们在厦门椰风寨叙旧，他依旧是个干瘦的青年，只是此时不再文学，更多的是学者的味道。我知道，这些年里，他是非常勤苦的，不只须应付职场上的工作（大金湖景区策划），且须钻研学术上的理论，撰写精悍的评论短文。因此，他的文字和他的外形一样，都显得干瘦有力。
这几年他在评论圈渐渐崛起，这不只应归功于勤苦的本性，也得归功于他那与众不同且极为冷峻的“客观性”思维。在研究上，他的思想锋度决不亚于炮弹钢制作的金门菜刀，总是犀利得没有一点人情，快速得不沾一丝泥絮，刀锋所至，劈金裂铁。这种坚实而锋利的内在强悍和他身体上的干瘦之表形成强烈对比，总是让人怀疑，曾念长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就像你满以为贾岛是个清瘦的诗人，可他偏偏肥得流油一样。于是，一边是曾念长的“论敌”动辄展示自己的资历以示对他的轻视，一方面，他们又暗暗地关注着这个“又臭又硬”的漳平小子不断向文化评论界抛出的“石头”。
近年，在和他网上接触的时间里，我屡屡听到两个字，那就是“同济”，屡屡听到一些人名，如朱大可、张闳、王晓渔、张念、还有张柠之类。他认为，他们都是中国极为顶尖的文化批评家，他们研究文化现象并做批评，而他不只研究文化现象，他还研究“他们”。
确实也是很奇怪的，现在的顶尖文化批评人大多寄身于理工学校，这也许象征着什么，如以理工为主的同济大学偏偏成立一个知名度极高的文化批评研究所，福州大学这样一个在国内知名度有限的理工大学居然成立人文学院，且用其奇烂无比的师资力量培养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这真是合了闽南的一句谚语“桃金娘山上长出了重柏梁”。
曾念长刚开始是写诗的，那时，欧亚，我、曾念长三人都是喜欢写诗的文学青年，曾想合出一本名为《我们》的诗集，后来因一些原因不了了之，这件事现在看来，还有点冷幽默的味道。首先是，我们当时都穷得要很，而出书要很多钱，这是“穷要名”；其次，我们仨个在诗歌观念上的歧异其实是很大的。我一向喜欢写抒情诗，且从来不觉得抒情有什么不好，关键是写得好不好，后来看到网上那么多所谓反抒情的诗论，我便渐渐感觉自己的不合时宜了，于是干脆自动退出了诗歌创作；欧亚则不一样，他是比较专业的诗人，他的诗很讲究口语化，又短，所以像窗下的碎石一样，小而粗朴，不过，有时也粗朴得极为可笑，比如“普希金、普希金、大地的母亲”，“普希金、普希金、祖国的花朵”之类，是我们当时笑话的源泉。不过，2000年左右，他开始赶着“民间”的诗歌浪潮用颠扑不破的几首短诗挤进了诗坛主流，一些诗成功入选了当时的一些重要诗选本，虽然作品不多，但备受推重，据说在当时也算是“下半身”的成员之一；曾念长则在那几年里开始写诗论，如一度用一篇《革命、起义和夺权》的诗评在所谓“垃圾派”里夺得了一席之地。当然，曾念长也写小说，柏杨夫人张香华曾批评认柏杨小说很糟，我也窃以为，曾念长的小说和他的评论相比，可不是一般的糟。
后来，我们的不同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我现在还是抒情得要死，虽然抒情诗写得少了，散文、评论、小说依然沾惹着浓浓的抒情味----大家都反抒情，但总得有个人留守抒情那亩薄地吧；欧亚很少看到写诗了，也许是革命已经成功的缘故，他现在做《南都报》记者，更多的是记录与复述；倒是曾念长，像和尚顿悟一样，不但跳出文学，跳出文学评论，走向文化批评，还走向了对文化批评的批评。与其说，《同济批评的华丽转身》是在写同济才人的话，不如说也是曾念长自身的一种历程表述。从文学叙事到文化叙事，曾念长的转身极为华丽，极为成功，事实上，曾念长的潜质也正在于文化叙事，而不是此前一度试图深耕的诗歌和小说。
曾念长的道路嬗变也可能和现实的压迫有关。欧亚曾戏称他是“民间的知识分子”，我看，倒是“民间的帝王”，他有种极强的批判意识，这种极强的批判意识，来自于其嫉恶如仇的本性。有着这种心理倾向的人，显然是与体制内格格不入的，果然，他大学毕业后，并没去考公务员，且也只是在事业部门混了几天饭后便决然离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行的警惕。要保持做一名独立的批评者，是要和体制内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对于一些具有较强思考能力的人来说，策划业倒是个理想的栖息场所，和可能的方向。
曾念长一边做景区策划，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勤勉自修与笔耕，短短数年内便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环球人物》等国内知名媒体发表大量评论,有些报还开设了他的专栏,《社会学家茶座》、《福州大学学报》、《文景》等刊物也发表了他的多篇学术论文或学术随笔。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引发了或大或小的争议，正如一个跪在湖边打水漂的孩子，每块石头都掀起意想不到的波澜。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他长期勤苦多思打下的深厚社会学根基，其次，也要归功于网络的便捷。网络的比较自由的表达环境，对促成他夺取新生文化批评领域的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今年，他的新作《“同济批评”的华丽转身----从文学叙事到文化叙事》一文在学术界引发了较大的反响，除被《社会学家茶座》收录外，还被文化评论的“教父”朱大可的博客《栅栏后的絮语》全文收录，唯一的变化只是题目的“华丽”两字被改为“文化”，原因可能是“华丽”这两个字触及了评论手法上的一些心理禁忌。
对于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曾念长不以为然，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小概念的提出，他认为他近期正在展开的商业意识形态研究，才是个重大的概念，但即使是如此，这个小小的概念已经引来了诸多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他连续几年的文化批评研究与及对中国文化批评界的理性观察是有关的，这也是他自择的文学场、媒介社会、国内外文化批评思潮三大研究方向之一。在《同》一文里，曾念长率先在国内提出了“同济批评”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的提出，正是因为“同济批评”的存在让他联想到了欧洲思想界赫赫有名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欧美左派学术团体，“无论从代表人物的数量，还是从其成员理论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这个学派里有许多名气极大的人物如霍克海默、卜洛克、格罗斯曼、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本雅明等。目前，“同济批评”的啸聚情况，正有如福兰克福学派的草创初期，一些志气相投的文化批评大腕开始地把自己的“投名状”准确地投入同济文化批评研究所的瓮内。而在曾念长登高一呼之前，国内的学界根本还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个文化批评学派的出现及其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换个说法，在曾念长正式命名“同济批评”前，中国文化批评界的现状是“新石器时期”，每个文化批评家都用“狗撒尿”的方式占据自己的思想阵地。做为一位专业的文化批评研究者，念长注意到这个虽离散但已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凝聚力的“文化叙事者”部落的命名需要，首创性地将他们提炼为“同济批评”，从而让中国的文化批评界出现第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派的事实得予确认，而这个标志性的文章就是《“同济批评”的华丽转身——从文学叙事到文化叙事》一文。有趣的是，在这篇文章被广泛流传的同时，也出现在朱大可的博客里，这说明，作为“同济批评”第一大佬的朱大可至少首肯或者默许了这种命名。有人在朱大可的博客里把曾念长这篇标志性文章概括为两个主题：小众化文学与大众文化的断裂以及独立批评的话语权。这个概括曾念长感觉很到位。他认为，如果“同济批评”作为一个概念要进一步强化的话，这就是其两大实质性内涵。文学与大众文化的断裂，本来就是曾念长创作中的《文学场》一书里所要阐述的一个基本判断。
以朱大可为首的“同济批评”人因为找到了独立批评的话语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方法，从而得到作为文化批评家的观察者的曾念长的推崇。当然，现在作为一个开拓性的文化批评学派，“同济批评”的边界还是比较模糊的，它虽主要指以同济文化批评研究所为阵地的朱大可、张闳、王晓渔、张念等人，但也泛指当下与朱大可一样从事独立文化批评的人。当然，由于作品对大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人，有人认为朱大可可以说是“同济批评”的教父，对此，曾念长表示，虽然必须承认朱大可在“同济批评”里的核心作用，因为朱大可是集大成者，但用教父一词来说，是不适合的。对于同济批评里的每个重量级人物来说，都有自己对文化批评事业的贡献，就譬如法兰克福学派，每一个都很出众……
这里我们用曾念长的一段原话来作为此篇的结尾，“在2002年和2003年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我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夹杂着人情和私货的国度，一个文学批评者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左右逢源，做一个发声响亮的鼓吹手，一种就是主动退出这个文化生态圈，寻求另一种表达途径——我选择了后者。”
很清楚，《同》一文其实是曾念长吹响的一种集结号。
